2020年，我因為作品《製圖者》的田野調查，一頭鑽進了台灣中部山區，一塊直到非常晚近才被納入現代國家官方地圖的土地。當時，我關注歷史上陸續活躍於此地的太魯閣族、日本殖民地官僚、滇緬游擊隊後裔、非法移工等跨族群的視角，從而探索地方知識之於官方製圖學在這個現代國家邊境地帶的張力。抵達中央山脈上的清境農場，只見作物生長齊整，將稜線兩旁山坡地劃分唯一塊塊可收稅、土地登記明確的經濟化景觀。此地在日殖時代曾名為立鷹、見晴，「清境」一名為蔣經國在開闢中橫後，在視察被安置在此的軍眷時取名。這裡同時也是昔日日軍建置砲台監視周遭谷地的制高點，由此開始其通往內山的橫貫探險、武裝攻擊，以及後來成為觀光道路的合歡越嶺道起點。不過，查閱這些高山農場的出現背景，其上級單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僅僅寫道：為配合五十年代的中橫開發，提供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築路工人所需物資，徵募榮民從事高山農墾，後更安置了開路後的榮民在此就業。

 

退輔會主委、清境農場場長、與「義胞」在剛開闢好的壽亭新村前合照，圖片來源自清境農場。

 

意外的是，當我認識這些軍眷後，才發現他們並不是通俗認知上在1949年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的榮民。1961年柏楊在自立晚報上連載題為〈血戰異域十一年〉的文章，開啟了這群人以「異域孤軍」的身份為大眾所熟知的序曲。他們之中的「軍」出身雲南，於國共內戰中撤退至緬、泰、寮的邊境，繼續與共產黨進行游擊戰役，而「眷」則多為這批游擊軍在遷徙沿途所娶的少數民族婦女。¹而此時我們所見的高山農場景觀， 便是他們在「滇緬泰寮邊區」游擊十多年後，於1961年透過聯合國從當地撤離，後安置在此從事農墾的結果。

 

後來，我在一次到清境的拜訪中，意外看到孤軍二代們返鄉探親的照片，照片裡，整齊劃一的茶園與果園沿著稜線上的公路兩側綿延，如同織毯般齊整的佈局在陡峭的山坡地上，偶然飄來的雲霧，與當下我們所在的清境農場被開墾而成的高山地景出奇相似。原來對這群孤軍的後裔而言，被撤退至台灣多年後的「返鄉探親」，除了他們從雲南、泰緬寮邊境村落父母各自的出生地外，探望他們沒有被撤離而從此滯留在泰緬寮邊境的「華人村」，宛如一趟與自己命運歧路的雙生子重逢之旅。而此刻位在泰國境內的華人村，竟然與雙生子之一的他們最後落腳的清境農場呈現如一致的景觀。這驚人的相似令我好奇，是什麼使台泰雙邊的「邊境」地景，一如其上的人群雙生子般的鏡射著彼此？

 

拍攝於泰寮邊境國民黨村帕黨，沿著山坡闢建的蔬菜棚。

 

共時的邊區景觀演化史

 

學者通猜・威尼查恭（Thongchai Winichakul）的著作《圖繪暹羅：一部國家地緣機體的歷史》（1994）描述泰國在遭遇西方的殖民壓力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將原本許多個地方小王國全部納入中央集權的範籌裡。而地圖繪製則是聲稱「泰國定義」的重要工具，從而成為界定泰國民族想像範疇的重要主體，一種「地緣機體」（Geo-body)，在這個龐大的地緣機體中，原本不屬於中央權力能夠觸及的邊緣地區及其上的人群也全部被掃進「泰國」的定義當中。歷史學家保羅・巴克萊（Paul D. Barclay）論述台灣山區的《帝國棄民：日本在台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2017）則將這一地圖作為共同體的術語，發展為探索日本殖民政府繪製、控管台灣邊緣山區原住民領土的概念，稱之為次級地緣機體（Second-order geobody）。次級地緣機體位於帝國權力原本無法搆及的邊緣，殖民政府透過以異於平地的特殊法治與行政體系加以控管，以及對其上原住民及物產刻板形象（image）的散佈，重新塑造該地的特別性，最終將其納入可被權力當局所用的對象。

 

除了這則關於台灣及泰國歷史上統治模式的學術概念流動，我關注的邊境人群中，也在這兩種地緣機體之間穿梭，進一步將各自平行的歷史交織起來，疊合成一段共時的邊區景觀演化史。

 

清治台灣以土牛界作為原漢交界的劃分標準，並在官方文件中延續清朝對領土的分類方式，將這些地區稱為「界外邊區」。到了日殖時期，這些次級地緣機體空間由蕃地警察所管轄，而非適用平地的行政系統與法律。日本殖民者離開後，從中國大陸遷台的國民政府更將山區視為潛藏共產黨勢力的可疑空間——讓人聯想到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所謂的「邊區」，即國共協商下由共產黨所掌控的地區。

 

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對台灣山區進行重重監控，僅有公務人員或特殊社團經申請才能入山。即便至今仍未完全廢除入山管制及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土地交易身分限制。進入邊區，意味著進入運行著另一種社會秩序的空間。在多個政權輪替轉下，在邊界檢查哨逐一卸除任務、實體邊界看似已經消除的今日在跨越這條過往邊界的人群互動中仍可以描摹出這些邊區的輪廓。無獨有偶，在「孤軍」被安置在台灣山區前的啟程地，這塊此刻名為泰國的土地踏入現代化的臨界時刻，也發生了一連串由「邊區」轉為「國家領土」的過程。1881年至1893間，在促使暹羅加速度踏入現代化的拉馬五世治下，詹姆斯．麥卡錫（James McCarthy）被聘請為甫成立的皇家測量部的首席測量員，展開暹羅國土的測繪工作，繪製了今日泰國第一張依三角點測繪術繪製的按比例地圖。因為這項任務，他踏入了距離暹羅王權中心遙遠的邊緣地帶，紀錄下沒有明確邊界的土地——在進行暹羅領土測繪工作之餘，麥卡錫也將個人觀察出版成書。作為西方首次認識這片空白地帶的文獻，它也首度紀錄了關於寮人與霍人（中國穆斯林）的衝突，以及山地部落的遷徙與貿易。

 

東南亞史學者O.W.Ｗolters曾以印度教宇宙觀中的「曼陀羅」描繪多個中南半島上在現代國家出現前的朝貢體系。²多個權力中心如同許多個同心圓一般，政權的控制能力由中心往邊緣遞減，換言之，在麥卡錫的暹羅地圖出現以前，國家權力可及之處並沒有一條明確的邊界作為分野。兩個同心圓邊緣可能有交疊地帶，也可能有同心圓沒有觸及的土地，這些地方游移在多重權力當局間，向多個不同的權力中心納貢稱臣。這張暹羅地圖出現，彷彿展示了暹羅渾然天成的定義，將暹羅王權中心能夠觸及的最遙遠邊緣版圖：包含湄公河的左岸、中南半島南端往馬來半島的穆斯林土地、與緬甸王權北部接壤的撣人土地這些曾經游移在不同權力關係之間的地區全部囊括進「暹羅」的定義中。 

 

由James McCarthy測繪的暹羅地圖於1900年出版。本配圖經過加工標示，深橘色框為當前泰國領土，而在泰國東北、東南、南方由淺橘色標示的地區則屬於今日的寮國及馬來西亞，同時也是原圖出版後泰國認同想像中認為是在殖民地爭奪中被西方所剝奪的地區，進而創造出泰國的「失土論」。 原圖僅有淺橘色的框線。Osher Map Library Collection，OCLC: 63529781。

 

以這張地圖的存在為開端，支持這項地圖測繪的拉馬五世朱拉隆功國王展開了將暹羅由地方各封建王侯分立轉向中央集權的工程，將暹羅從「沒有確定邊界的小國與省份的聚合體」，轉變為「有明確疆界的契約國家」。³然而，泰王國並不會因為一張地圖以及一紙決定，就瞬間擁有遍佈領土範圍的行政能力。尤其是那些位於邊陲的「遠得要命王國」地區，後來在席捲中南半島的赤化潮流下，直到1970年代仍被共產部隊所控制。

 

出於類似的行政訴求，自1895年日本殖民者從基隆上岸並且平定西部平地的叛亂後，殖民政府便開始對進入山地探險躍躍欲試。1897年，由日本陸軍組成的「中央橫斷隊」，在大尉深堀安一郎帶領下，一行十四人從埔里出發，準備翻越東西分水嶺奇萊山前往花蓮港，探勘翻越中央山脈的新路及鐵路路線，卻在入山不久後失聯。日方花了數年搜尋他們的遺物及頭顱遺骨，最終推定深崛大尉一行人因遭泰雅、賽德克或太魯閣族人的襲擊而全數罹難。嘗試深入島嶼中心的雄心壯志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接下來長達八年的報復性封山，禁絕「界線」內外的食鹽、鐵器和槍枝彈藥的一切交易。⁴

 

在那段統治最初的「失落十年」⁵後，國家統治權力仍無法涉入、代表國家權力的製圖技術無法抵達的區域，仍佔全島土地面積的32.8％。⁶1906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被派遣上任，在其差遣下，帝國的首席測量技師野呂寧開始逐步填滿殖民最初那地圖測繪任務留下的32.8％的空白。1910年，野呂寧首次率探險隊出發尋找多次出現在清代文書中的合歡山，卻因天候不佳、遭生蕃襲擊熟悉地形的原住民嚮導臨陣退出等種種原因，尋山未果。

 

那次失敗的探勘後，野呂寧在《台灣時報》寫下〈踏查合歡山〉一文：「本島中央山脈中有一峰，曰合歡山。夙為世人所知，未曾有實地踏查者，故莫悉蘊奧。」⁷傳聞一座名為「合歡」的山，一如中央山脈尚未被登頂、測繪的其他山峰，直到此時，仍然是晚清地圖上尚未被經緯度座標定位的字符，游移於寫意的地圖上。

 

在佐久間總督的五年理蕃計畫下，這以征服為目的的山區測繪探勘有了戲劇性的發展，1913年3月，野呂寧不顧原住民嚮導因為天氣變化的反對意見，率領包含日本軍警、漢人挑夫、原住民嚮導在內的286人探險隊伍企圖登頂，對合歡山完整測繪，卻因暴風雪造成89名隊員凍死。直到今天，這個死亡人數的紀錄仍是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山難。在以衛星、航空照相的「上帝視角」測繪地理空間資訊的當代，這個為求登頂所付出的代價似乎巨大得令人費解。

 

木村大作，《劍岳：點之記》（2009）電影劇照。電影背景設定於1906年，日俄戰爭後的軍事擴張時期，日本陸軍攀登日本本島空白區域進行三角測量的故事。同年，佐久間左馬太被任命為台灣總督，隨後幾年間任命野呂寧測繪占全島32.8％的「空白地帶」——包括玉山、北大武山、知本主山、合歡山、南湖大山。

 

回到深崛大尉首次橫斷，以及野呂寧三次征服合歡山造成多人死亡的災難前夕，原住民嚮導因為預知暴風雪即將來臨，臨陣退出到山下溪谷的獵寮避難而躲過死劫。他們在那個與殖民探險隊領導意見分歧的現場，最想問的也許是，山頂到底有什麼？⁸在他們之中，或許曾有獵人為了追捕獵物而在山脈間的獸徑留下足跡，也曾為了部落人口增加，翻過山尋找新的家園。至於「登頂」，那裡植被低矮、狂風強勁、沒有水源，那裡什麼都沒有啊？顯然，對棲居山中的原住民而言，山的意義來自於它自身與萬物的連結，攻頂毫無意義。

 

而對遙遠的殖民母國而言，山的意義在各界存在不同辯論：山有其高度象徵、有供資本家開發擷取的物產、或者僅只是帝國的領土上，不應存在著任何能力未及之地。對統治權力的未竟之地所投入的征服成本，日本內部存在著許多不一樣的聲音，反對佐久間者統計為了抵達那裡所投入的大批的各學科的調查、探險，以及所費不貲的征服戰爭耗費的「母國資金」，即便那片山地可能有千古來斧斤未入的林木、礦產資源，然而這些資源能轉換成多少報酬卻屬未知，投資與報酬兩相衡量是否值得？

 

套疊1898年及1906年的日殖初期地圖於谷歌地球衛星圖上，呈現當時佔全島面積三成的「空白地帶」。當時的調查成果至今仍作為台灣地籍繪制的基礎。

 

彼時的台灣總督佐久間被派任之時已屆61歲高齡，為在明治維新中，擁護地方藩政轉為中央皇權的薩長派武將。之所以派遣毫無行政經驗的他，甚至破了出任總督的最高齡紀錄，正因為他在青年時代曾參與石門戰役，並與牡丹社原住民交手，一戰成名。在上任後發起的五年理蕃計畫除了動用各個學科的調查人員貫穿台灣山區，更計畫以島內最大規模的戰役一舉攻克這片空白，扭轉失落的十年間，以消極政策應對的山區治理。

 

在野呂寧的三次合歡山測量未果後，第四次的合歡山測量由佐久間總督親自主持並登頂成功。他在合歡山頂拍下與武警官員們舉杯慶祝的照片。製圖的技術史也是島嶼掠奪史的副本，此次探勘發生於佐久間貫穿內山的「太魯閣蕃討伐戰」前夕，為這場戰役做的各式調查的最後一塊拼圖。其後，佐久間總督在此役中以71歲高齡之姿御駕親征， 不顧下屬對於崎嶇行軍路線的反對，計畫自埔里入山，翻越中央山脈，貫穿立霧溪谷從太魯閣峽谷出山，抵達花蓮港凱旋慶祝。⁹佐久間「橫斷」島嶼的此舉 ，與其說有其實質目的，不如說更有貫穿空白地帶的符號象徵。

 

在太魯閣戰爭後，島嶼地圖上尚未填滿的圖磚只餘下少數，台灣全島上近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精確定位於圖紙，進入數據化的時代。在清晰的地形圖上，原本在戰爭圖像裡被形容為「獸徑」的原住民獵徑被拓展為可供行軍的軍用道路，隨後又在戰爭結束後的數年間改良為可供沿線駐在所連絡的警用道路。¹⁰通過這條警用道路，原本在最內山溪谷深處的部落孩童開始到政府設置的節點上所設立的「蕃童教育所」唱起日本民謠；人群到「蕃產交換所」販賣政府所指定的山地作物，換取政府獎勵活動所需的民生必需品；而在道路盡頭的峽谷出山口，興建起在戰役中摔落懸崖、隔年隕歿的佐久間神社。可以說，道路是改造空白地帶上四散人群的重要工具，透過道路，立霧溪谷最靠分水嶺深處的部落逐漸被整併到殖民者建置的節點上，「警察駐在所」監視範圍可及的區域集中管理。而林木、礦產等山地資源也沿著道路往平地輸出。

 

1931年，這片看似人群被馴服、地形的褶皺被撫平的山區爆發霧社事件。這提醒了日本當局只要人群還在山中，必然暗藏著叛亂風險，進而開始對深山的原住民進行全面性的集團移住，將原本已經被移置在節點上的人群再度沿著這條開闢的道路遷移到太魯閣峽谷外的山腳村落。這些變更其生活方式、打散部族並重新安置人群到新居住地的統治手段，將原住民與他們生產知識及宇宙觀的土地，永遠地分離開來。

 

集團移住後於山腳整齊劃一的南澳社。圖片出處：《台灣蕃界展望》（1935）。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了這條自「獸徑」被改為軍用、警用、甚至在1935年的始政40週年博覽會前夕被翻修成為觀光道路的合歡越嶺道，以反共以及國安需求為目的，運用美援經費，修建為可通行汽車的東西橫貫公路（以下簡稱中橫）。至此，山成為「沒有意義附著」的空間，人群被強制遷出後，國家權力又將部分孤軍移入此處，從而將資本主義的擷取及生產邏輯塗布於空白地帶之上。

 

無論是日本殖民時期，或是國民政府時期，這條路上曾經發生的情境，同樣也曾發生在泰國山區中：自70年代開始，泰國的邊境警察¹¹不斷試圖剿清共黨，卻難以控制屬於各少數民族以不同秩序運作的山區土地。換句話說，儘管國土的範圍明擺的畫在那裡，但距離能清點邊界的土地、由中央派駐行政官員、徵稅，直到70年代的泰國都還是遙不可及的目標。與此同時，沒有撤退到台灣的那批孤軍已經滯留於泰緬邊境十多年。泰國政府同意其滯留的前提，是協助該地區維持治安以防止共產主義滲透。彼時，仍沒有合法身分證的國民黨軍人在滯留期間以傭兵形式受命於泰國政府，在邊境山區進行了多場與共產黨的戰鬥。直到1982年的考科、考牙戰役後，泰國政府宣布境內共黨已全部清除，孤軍才自此放下武器，被授予合法居留身份，成為泰國的一份子。

 

1967年，孤軍將領段希文在接受英國記者訪問時說：「我們要繼續與邪惡的共產主義鬥爭，鬥爭必須有軍隊，軍隊必須有槍，買槍必須有錢。在這些大山裡，唯一的錢就是鴉片。」¹²而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1971年的報告，孤軍所滯留的美斯樂是當時東南亞最大的海洛因提煉廠之一。¹³這片山區在孤軍的戰鬥任務被解除的前後，泰王拉瑪九世蒲美蓬發起了原本名為「泰王山地計畫」的「皇家計畫」（Royal Project)，其計畫目標為轉變邊境少數民族的貧苦狀態並且遏止鴉片種植，將泰國北部與緬、寮接壤，能窩藏叛亂人群的山區上，那些難以被國家力量管控的鴉片田剷除，轉變為種植高經濟作物的土地。美斯樂也在這串地景重塑過程中被泰國政府改名為Santikhiri ，意為「和平之山」，和過去作為鴉片交易地區的形象劃清界線。儘管以人道主義為包裝，然而這一連串的手段所牽連的土地及人群，也反映出泰國政府透過農作物替代想加諸管控的，不只是過往在此活動的共產份子，更包含著世代在這塊國境邊界上來去的少數民族，以及曾經持有武器、以鴉片貿易維生的國民黨武裝勢力。

 

考科考牙戰役後，泰皇浦美蓬探視因戰受傷的國民黨軍人，翻攝於帕黨忠烈祠。

 

毫無意外的，和台灣的戰後山區地景的重塑工程一樣，在反共脈絡下，皇家計畫的最大外援正是美國，而中華民國則是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外援者。具政治外宣色彩的「中華民國救難總會」（簡稱救總）以及「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以農技指導的方式將台灣山區的高山作物栽種技術帶到皇家計畫所及的泰北山區，除了滿足農業外交的目，也照顧了流落他鄉的孤軍生計。然而，此舉也讓人聯想起台灣山區的白恐歷史，國家對於與看不見的山區藏匿的叛亂者的恐懼，使得泰國在1970-80年代發生的一切看來與台灣的山區命運更加似曾相識。退撫會將台灣高山農場的溫帶果樹及後來的高山茶技術帶到泰北，技術轉移的過程不只帶來物種本身，也隨之帶來銷售及加工這些經濟作物所需的鋪路、電網、設備等各式的技術物。這些隨著經濟物種移動帶來的基礎建設工程將皇家計畫最初的那張著名照片——泰皇蒲美蓬騎馬抵達的山區景觀，逐漸轉為跟台灣山區近似的地景。無論在台灣或泰國，可以看見以美援支持的工程和本地政府的意志像兩條繩索巧妙的糾纏，而兩地「野蠻、反叛」的山區，也在一系列重塑地景的過程裡成為可供國家行政體系識別及管理的風景。

 

山與山民，世界上最短的咒語

 

根據官方網站，皇家計畫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山民（Chao Khao）的貧窮問題。二戰期間軍事強人披汶．頌堪推廣泛泰主義，將暹羅（Siam）改名為泰國（Thai），並主張傣語系族群都為泰國人後，誰是泰國人、誰不是的論述逐漸構成。Thai這個「發明」巧妙定義了國際法授予的領土範圍上的人群，將國家、語言、民族三者塑造為一體 。在這一系列族源建構（ethnogenesis）的工程中，這群直到後冷戰時期才被納為治理對象的非傣語人群塑造為排除在「泰族」之外的他者。「山民」刀耕火種的農作型式被描述為破壞山坡地水土保持的兇手，不同於定居在水稻耕地的平地人民，他們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因為地利消失而進行的遷徙游耕生活方式，也被描述為野蠻。為了主張政府對於邊區山地統治的正當性，山民的各種形象持續被泰國官方建構為一種身分織別的負面標籤 ，並持續把焦點放在 「 山民問題 」 的解決，使得這種負面的刻板印象深植在泰國社會中 。¹⁴

 

皇家計畫最著名的照片：泰皇蒲美蓬不辭勞苦騎馬前往尚未鋪設公路的偏遠山區，拜訪種植鴉片的貧苦山民。

 

巧合的是，對照台灣的統治群體，對於農業立國的中華民族而言，山一直是不事生產、被邊緣化的空間。由清代的「番」、日殖的「蕃」、再到國民政府的「山胞」，與這些名詞相關的論述在各個時期將原住民與山的形象：野蠻、天真、不事生產與積累的形象連結。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不受統治的藝術中》描繪泰北邊境的高地人群並非出於天生，而是選擇往容易避開統治技術的高地遷徙。這個連結中、印、泰、緬、寮的大片高地被稱為「贊米亞」（Zomia），為人群避居於國家統治之外的地點。而這些不願受統治的人們最後發展出適應高山地形的生活模式。而台灣的「山地人」也曾在外來者的紀錄中棲居於平原，因墾殖者擴張擠壓而棄耕地家園遷徙的故事層出不窮。歷史學者柯志明的著作《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便研究原住民如何因定居殖民的到來，部分流失地權並融入於漢人社會、而不願妥協者則遷徙逃逸山中；施添福的《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則以例證指出原住民並非如漢人中心主義所塑造的「懶散、不事居積、不諳耕作」的形象，而是在強迫勞役、徵稅等國家機制下如何逐漸放棄平原的土地遷移至深山。在這一理論中，遷徙到山地的人群——無論是他們彼此之間，或者他們與平地政體的互動——都反應出一種隨時可能會洗牌重組，不穩定的效忠或結盟關係。這種變動性的關係卻隨著現代國家的出現，被強制納入單一的從屬關係中。「原住民」與「山民」的形象如同一個咒語，這一集體身分是在領土被全面納入現代性的過程中，被塑造的標籤。

 

游移於多重體系間的間隙製圖學

 

回到清境農場，此刻從「異域」撤離的見證者還生還的，是孤軍在游擊途中婚取的少數民族婦女。在我初次到當地拜訪的2020年，村裡最後一位「孤軍」男性已經過世，而女性因為平均比他們的孤軍配偶小一、二十歲，成為此時還能敘述「異域」經驗最後一群人。在清境地區，這些至今已八十幾歲的孤軍配偶被村子裡的晚輩用雲南話稱為「大媽」，意外的是，當大媽們聚在一起時，描述的故事與媒體、紀錄片中所報導的「孤軍」完全是兩樣風景。在大媽口中，她們不是在異域生存裡「中華⽂化」的僅存傳承者、不是充滿悲壯情緒「亞細亞孤兒」。在那些關於故土的描繪中，國境尚未出現。在山中因為游耕、採集、交易而遷徙，在河畔居住時所聽到的對岸聲音如此尋常，彷彿在現代情境裡被國境劃分造成所謂「進入鄰國」的移動經驗只是她們每日生活的一部分。同樣嫁給孤軍配偶的每位大媽彼此間更是來自於截然不同民族的多元群體，她們彼此間以兒時生活的交易語言擺夷話作為共通語，然而她們的後代卻多以父親所操的雲南話溝通。在這些大媽之間，每個人的出生地在地圖的鳥瞰視野裡是距離相近的兩點，然⽽點與點之間卻因為山勢地形阻隔，以不盡相同的秩序運作。這些在當代政治版圖上被分割為「緬甸」、「泰國」、「中國」、「寮國」的地點，在過去的60年間不斷的以各種反抗形式不斷變動和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直到今天。

 

帕黨溫暖之家的黑板上，老師以中華民國僑委會的課本教授繁體華文。

 

2024年上半，我終於在認識這一群大媽四年後，得以踏上她們口中國境未明的邊區土地，訪問她們命運分岔的另一半：未隨著游擊隊撤離最終定居泰地的華人。有趣的是，在這些華人村裡，緬懷「過往事蹟」的龐大紀念物如義民紀念館、忠烈祠、華人學校裡掛的中華民國國旗、與泰王併排的國父孫文像彷彿一件外界容易辨識的外衣，而村民的日常生活則是交雜著泰語、緬語、傣語、及各少數民族的語言。孤軍後裔到了第三代雖然多數都曾上過由中華民國僑委會資助的華語學校，但卻因為就讀於泰國本地大學，最後顯得對華語有些生疏。據村裡的華語學校校長所述，村裡現在熱衷學習華語的，反而是與孤軍群體不一定有親緣聯繫的少數民族。

 

以我到皇家計畫農場所結識的阿迪（化名）為例，來自少數民族家庭的他因為上過華語學校，能夠以小學程度的華語交流，據他所述，在他來到農場就職前，原本在曼谷的珠寶店打工，當地因為有許多中國旅客，使他比不諳華語的同事有更好的業績。幾年前，阿迪因為要照顧年邁的母親而返鄉，收入銳減的他最後取得一份在皇家計畫農場的工作，工作內容是到皇家計畫所收購農作的農家村落裡交涉並回報期栽種農作的數量及種類。阿迪向我以華語介紹他的工作內容前先獲得了坐在辦公室裡的農場場長許可。據他所述，場長都是唸過大學的泰國都會菁英，而他則有幸在返鄉後被場長問要不要來農場工作，雖然收入不比在曼谷珠寶店來得優渥，卻能兼顧家人。他的手指向山的一頭，描述自己會在特定季節騎著機車去那裡的每塊土地上了解哪個村子預計向皇家計畫採購哪些種苗，並預期採收季能夠向這個村莊收購多少作物。隨後，他帶我來到農場後的工寮，繼續用各種語言混雜的多聲道與其他休息中的農場員工交談，並向我介紹幾位從緬甸來的移工夥伴。

 

茶園內穿阿卡、拉祜族傳統服裝採茶女的廣告旗幟，示意遊客可以穿著這些傳統服裝拍照。

 

在華人村美斯樂裡最知名的大型茶園店主英姐則是孤軍二代。當我在初次拜訪問及她家族在異域流離的故事時，她則露出「又被問起」的不耐煩，表示想知道那段過往到義民紀念館裡看照片即可，這樣的態度在當地我拜訪的孤軍二代裡並不少見。相比於「歷史」，她更關心茶園如何在消費大眾對美斯樂種著「來自台灣的茶」的熱潮褪去後做出新的經營格局。她訴說自己曾向來訪的泰國公主大方描述自己如何「從台灣偷來茶苗」，培育擴及美斯樂每個茶園的母株。然而，此刻美斯樂當地盛行的茶園及民宿兩個產業已遇到經營瓶頸，以她剛到昆明茶區「產業交流」得到的啟發，美斯樂下一步應該把茶園作為體驗茶文化的熱點，使得採茶、品茶、茶食、茶園住宿等貫穿為一條龍的觀光活動。在她闡述自己經營藍圖的當下，我抬起頭，看到牆上掛著的品茶圖說影像裡，一個身穿旗袍、燙著民初捲髮的「中華」形象女子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示範如何品嚐「中國茶」，影像下方以英文講解著每個步驟的動作。

 

與此同時，一旁英姐的姪女，正以流利的中文向中國旅客介紹著國民黨在此開墾的過往。這組中國旅客顯然對於「國民黨」的歷史故事興致盎然，一邊啜飲著手中功夫茶杯裡的茶湯。在這種中國旅客離開後，來了一組來此觀光的泰國家庭，她立即切換為泰語聲道，一邊介紹茶園一邊比畫一旁展示身著民族服裝的拉祜族婦女採茶照片；最後引泰國家庭前往店內一個掛著少數民族繽紛服裝及華麗頭飾的角落，示意他們可以打扮成少數民族模樣，到在茶園裡拍照。

 

美斯樂知名的101茶園賣店裡懸掛著著旗袍的女士示範泡茶步驟的照片。